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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九十七章 文登军管会的一天(一)


  临近午时,宁海州二堂上的会议终于定下了同北海军议和的人选,其中包括了:州学学正王癸祥、知州原敬德的管家,常家、赵家、王家、孔家各出一人。他们将在上述四家的四十名壮丁的护送下,前往一百多里外的文登。

  为表诚意,原知州让学正王癸祥带上了宁海州八乡七十七社的户籍账册,以及由原敬德带头、其他官员和与会所有乡绅署名的信件,另外又从之前征调的物资里拿了些鸡鸭牛羊、二百石米面和五十匹绢布。

  投降这么大的事,有人同意,自然肯定有人反对。为了保密,王癸祥等人商议后决定,天黑后走西门出城。

  另一边,于顺和同伴在宁海州城外转了半天,发现进城盘查很严,最后决定继续往西去福山县看看。要是情况允许,他们还得去登州府做个侦察......

  1793年9月8号的清晨六点,才睡了四个小时的孔绍安就被急促的闹铃声吵醒。等他起床穿衣,刷过牙洗过脸,警卫员已经将罗汉床上的铺盖收拾好,放上小茶桌,摆好了早饭。

  他所住的地方是文登县县衙大堂后面的签押房,而县衙位于文登城内东北角。三天前北海军攻进文登城时,典史邓廷楷和靖海司巡检黄鹤带衙役反抗时被击毙,县令周履端、县学教谕和训导三人都成了俘虏,另外威海司巡检张绍曾不知下落。

  知县虽然被抓了,可家眷还住在后宅里。孔绍安也没想着轰人走,了解到内宅里有个临街的后门,便让人把通往内宅的门锁了,又安排了警卫值守,他自己则将签押房作为了临时住处和办公室。眼下文登县的县衙有了个新名字--北海军文登军管会,暂时下辖文登、荣成二县。

  对于住在县衙,孔绍安一点都不喜欢,格局逼仄不说,好多地方都是年久失修,一到晚上还挺渗人。不过因为查阅调取架阁库档案方便,也只好暂住此地。他打算等宁海州和海阳两县打下后,再去县城外找块地建新的办公场所。

  古代中国历来有“官不修衙”的说法,除非破败的实在不行了,才会进行修缮,而且是坏哪修哪。要知道修衙一则劳民伤财,怨声载道,二则就是容易产生腐败,遭人举报弹劾;至于三么,为官一任,到期调走,凭啥我前人栽树,让你后人乘凉?

  孔绍安是山东人,早饭喜欢吃面,唏哩呼噜的一碗海鲜面下了肚,感觉一晚上的干燥都被抚平了,舒坦了不少。不过等他看到条案上那一摞昨天还没看完的账簿文卷,不禁猛嘬牙花子。要知道古人的行文格式对于现代人来说,没有几个能习惯的,一不留神就串行。昨天他看了一会就觉得头晕眼花,后来找了把尺子比着,这才勉强看了下去。

  再不情愿,可孔绍安知道自己必须得耐着性子看完这些东西。要知道接管一个已成规模的县级区域,和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县可不一样。后者是一张白纸好作画,缺什么找补什么;而前者必须先要搞清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成,理解当地的赋役制度,对人口、田地、钱粮、物产、乃至文教都做到心中有数,才能着手进行改革。

  这一次北海镇是要在胶东像钉子一样扎下去,而不是单纯的拉人。赵新对这次山东计划的目标是--通过对胶东四县的接收和管理,为以后积累经验,竖标杆、立范本。

  孔绍安起身在院子里溜达了会,抽了根烟,这才回屋坐下,拿着尺子翻开户籍账册刚看两行,一股烦躁的情绪油然而生。正想着是不是让工作队的那些人帮着先看一遍,等整理好了自己再看时,就见门外的警卫进来报告:“总指挥,户房的刘孟仁和刑房的于和礼都到了。”

  孔绍安一听大喜,真是瞌睡碰枕头--来的正是时候,他想了想道:“让刘孟仁进来,于和礼嘛......让他过了中午饭再来。”

  “是!”

  几分钟后,就听门口有人操着个烟嗓沉声道:“小人刘孟仁,拜见总指挥大人!”

  “请进!”

  孔绍安话音刚落,就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身量不高,有些削瘦,面色微黑,留着几缕胡子,穿着件浆洗的有些发白的灰色夹袍,外罩一件深色马褂,戴着顶由六块黑缎子连缀制成的六合一统帽。

  此人进屋后,恭恭敬敬的走到距离孔绍安桌前三步远的地方,直接跪地磕头,然后头也不抬的道:“小人刘孟仁,曾任县衙户房司吏,拜见老爷!”

  孔绍安回忆着之前看过的古装剧中的场面,伸手示意道:“不必多礼,请起吧。”

  “谢大人!”

  孔绍安等对方起身后,打量了一番,感觉此人看上去还算本分,于是道:“刘先生,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。”

  刘孟仁依旧保持着十五度的躬身姿态,拱手道:“请老爷吩咐!”

  他这副模样的,孔绍安这些天见的太多了,所以只是微微点头道:“别管我叫老爷,也别叫什么总指挥大人。现在文登荣成两地成立了军管会,我兼任军管会主任,就叫我孔主任好了。”

  “小人遵命!”刘孟仁对北海镇知之甚少,听了孔绍安的话,虽然奇怪,也来不及多想。就听孔绍安继续道:“再有,就是麻烦你跟其他人也说清楚,北海镇没有见官下跪的规矩,以后见我行拱手礼就好,不要再跪了。”

  没有谁是天生贱骨头,喜欢下跪磕头的。刘孟仁面露感激之色,拱手道:“是!小人一定转告。总指挥......哦,主任您宅心仁厚,宽以待人,实乃文登百姓之福。”

  孔绍安听了哭笑不得,他也懒得再啰嗦,指着面前的一把圈椅道:“刘先生坐吧,我正好有些事要请教你。”

  “小人不敢!主任您吩咐就是,小人一定尽心竭力。”刘孟仁一听就惊着了,以往知县老爷跟前都没他坐的份儿,更别说眼前这位北海军的大人物了。

  算了,孔绍安也懒得再解释了。他拿起一本账册,翻开两页,指着上面的内容道:“刘先生,我看上面说文登是六都五十里,请问上面提到的都、甲、里、社这四个都是指什么?别介意,北海镇那里没有这个说法,我们都是按乡村来划分的。”

  刘孟仁惊讶的看了孔绍安一眼,面露微笑道:“大人言重了!您所说的其实是朝廷,哦,不,是沿袭北宋的“都甲制”和前明的“里甲制”。县下设置“都”,都下设置“甲”,到了我朝,不......”

  孔绍安一看便道:“刘先生,你不用管那些满清的称谓,我也不会在意,毕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,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,把事情讲清楚就好。”

  “是!”刘孟仁在户房干了二十多年,之所以巴巴儿的过来见孔绍安,是想着要在“新朝”继续当差吃粮呢!

  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,继续道:“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,设里长;下分十甲,设甲长、保长。另外十户为一牌,十牌为一甲,十甲为一保。至于大人您提到的“社”,其实就是‘里’,只不过山东这里习惯称作‘社’,一般是二三十家、四五十家聚居。”

  孔绍安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,等对方说完,已经大致明白了。所谓的“都”其实就是“乡”,而“里”和“社”是一回事,指的是村。

  在之前情报局的汇总资料上,说荣成治下是三都二十里,文登则是六都五十里,到了宁海州则是八乡七十七社,海阳县是四乡四十五社,不了解情况的人乍一看肯定糊涂。

  孔绍安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,将四县情况逐一填进去,顿时就觉得一目了然:一共是21个乡镇,192个行政村。

  他拿起情报局的那份资料,看了两眼又问道:“现在山东很多地方都推行了‘顺庄法’,文登这里情况如何?”

  刘孟仁满脸讶然之色,立刻又是一通马屁送上:“主任您居然知道‘顺庄法’?实在是见识渊博,小人佩服。文登这里从乾隆二十五年就推了,只是民间还是习惯用‘里社’之称。”

  孔绍安淡淡一笑道:“论户不论地,社、隅分劈,地籍不清。”

  刘孟仁听了心里顿时一凛,这才明白对方不是个“棒槌”,不由打起了十二分的小心。其实这厮之前解释什么都啊、甲的,很多内容都是明代的东西,虽然字面上还这么说,内里早已变样。

  话说明初为了对基层社会予以控制,便建立了黄册里甲制度。里甲负责钱粮赋役,里社引导民间信仰,以期达到“立教、明伦、敬身”。

  明代的“里”不是“社”,而是在高于“社”的基层组织,“社”依“里”而建,“里”的范围决定了“社”之设置。然而,作为人丁赋役编审的“里”由于人户与地域难以固定到了明代中后期,里甲逐渐被图甲取代。

  图甲的“图”与鱼鳞图册有关,是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。从此里甲不再是110户组成的编户组织,而是转变为统辖若干实体村庄的地域组织。

  “图”的上一级就是“都”,是宋代乡都制的遗留,按照地域划分。在都以下有两种建置,一是都图,以人户为主,属黄册系统;一是都保,以地域为主,属鱼鳞图册系统。

  清初为了稳定局势,依旧实行黄册里甲的户籍管理和鱼鳞册的地籍管理制度。清廷从顺治五年开始编审人丁,恢复里甲。然而,里甲制无法克服人员流动的现状,甲户流失严重,赋役不均。

  一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以前,清廷的做法和明代一样,每年都采取严格的户籍编审制和滚单催征,以维护里甲制的运行。直到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问题日益严重,康熙于是推出了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。

  从这以后,各州县的税额基本固定。虽然自古以来的人丁编审没意义了,但是固定丁额还可能出现丁税不均的现象;官绅豪强隐瞒人丁,贫苦农户足额上报,农民负担加重。于是雍正即位后,摊丁入亩地正式提上日程。

  要摊丁入地,必须先摸清田产与业主的关系,清廷于雍正六年在浙江率先推行“顺庄法”,其后到了乾隆中期才开始在山东各地推行;重点在于“论户不论地”,放弃清查土地,重点是厘清“何人交税”,让赋税额落在更多的户名上。也就是将百姓的户名不再按里甲的户籍,而是纳入其实际居住的村庄,按村庄的户名进行催征。在后世人所共知的“村庄”一词,就是随着“顺庄法”而出现的。

  既然顺庄是对粮户及田产进行清查,理顺田产与业主的关系,将田产与人户按照现居村庄编造簿册,必然打破原有的里甲格局,基层则从里与甲的组织转变为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组织。

  赋役制度的变革,加上编审制的废除,以及“顺庄法”推行,导致清廷开始强化保甲制度;其核心在于强调对人户的编排,要求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,上书丁口姓名,出则注明所往,入则稽其所来,但凡发现来路不明者,就要捉去治罪。由此构建了一个军事化的基层治安制度,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,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才废止。

  话说回来,乾隆时期之所以在山东大力推广“顺庄法”,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社、隅分劈的问题,核心是为了解决如何将每年的税赋足额征收。

  社、隅分劈,就是指从原有的村落中另立新村,不过这个村的规模不大,所以被官府称为“隅”。要不说“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”呢,另立新隅固然有人口繁衍的因素,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逃税。

  迁出旧村,自立新隅,首先是可以逃避旧村的赋役,其次由于官府的登记具有滞后性(或者贿赂官差让人晚登记个几年的),这税不就少交了很多么!

  在乾隆中期的山东,一个村居然可以劈出几十上百个隅。这已经不是真实存在的村落,而是为逃税虚立社名而已,由此导致用以征税的地方基层组织如一团乱麻,留在旧村的百姓赋役负担便会越来越重,由此导致税赋无法足额征收。

  这时孔绍安终于说到了最核心的问题,顿时让刘孟仁汗如雨下。

  “文登县虽然有鱼鳞图册,可顺庄册呢?我让人在架阁库查了,没有。刘先生你掌管户房这么多年,想必最清楚吧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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